异地借读，出路还是岔路？ | 社会观察
黄思远如今已经想不起，班主任当时是怎么向同学们介绍自己的，“像是突然被扔进了乌泱泱的人群，来不及反应。”教室里坐了六十来号人，铃声过后，只剩纸张摩擦窸窣作响的声音。
一个小时前，黄思远刚跟父亲一起坐高铁，从400多公里外群山环抱的县城来到省会城市。推开办公室的门，一位正在办公桌前工作的中年女性闻声抬起头。她看上去四五十岁，穿着白色旗袍，很有气质，这是黄思远的新班主任。自我介绍后，父亲指着黄思远对班主任说，“太瘦了”，班主任打量着他说，“瘦点精神”。
上课铃打断了这场对话，没等黄思远回过神，班主任已经抄起桌上的书和卷子，让家长在屋外等候，带着他往教室走去。
就这样，黄思远离开他两年来每天都要走进的县中，开启了高三这一年的借读生活。
借读的契机出现在高三刚开学的时候。
黄思远在县中的班主任告诉他，学校与省会城市的一所名校有合作，年级前两名可以去插班学习一年。班主任口中的名校是省内的一所“超级中学”，面向全省招收成绩优异的学生，也汇聚了一大批教学能力突出的老师，每年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占据全省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，在全国都赫赫有名。
在高三这个节骨眼去全新的环境学习，对大部分人来说都需要再三考虑，但黄思远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这并不是冲动的产物。
黄思远在一个偏远的县城里长大，中考结束后，他收到了市里一所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。但高一开学不久，黄思远就感觉难以适应，“优秀的学生实在是太多了，学校要求又特别严格”，到城里上学也让他不习惯，“第一次离家这么远”。
上了几天课后，黄思远离开重点高中，回到了县中。
时间和经历常常会改变人的想法。读高中的两年间，黄思远逐渐意识到，“并不是所有事情都会如你所愿，总得要去克服一些什么”，心理上的成熟让他不禁反思之前的选择。
两年来，和大多数学生一样，黄思远的生活被课程、试卷与成绩填满，“考上一个好大学”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，他很确定，他想去一个更好的学校。
借读，给县中学子提供了一个进入省重点中学的机会。王怡然也做了和黄思远一样的选择，“讲课讲得更好的老师，更难更深的题目，浓厚的学习氛围”，是王怡然对一所好学校的想象。
第一天，王怡然和一起借读的同学舒晨去见班主任，“你们在原来班里的成绩是什么情况”，这是班主任的第一个问题。
“最近两次月考，我们俩都是年级前三名。”王怡然回答道。
“前三名？那为什么第二名没来？”班主任问。
“因为这两次考试，一次是我第一她第二，另一次她第一我第三。”
班主任这时候看上去才放松下来，微微点头表示理解，王怡然也松了一口气。
班主任带着她们去参观班级。这天是周末的放假时间，教室仍有十来个同学留下学习，或是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讨论，或是一言不发，埋头做题。
除了学生自律，老师的专业和用心也是这所高中成为超级中学的原因。黄思远所在班级的历史老师按专题整理了“独家资料”，在历年高考真题和大型联考的原题之外，增加专题知识的归纳延伸。
政治老师则为课堂效果费尽心思。疫情期间，老师们只能在线上直播授课。政治老师担心断网、卡顿等因素影响课堂，总是提前一晚把课录好。为了防止视频有杂音，他坚持在周围环境较安静的深夜录制，并且要求自己不在呈现给学生的视频中说错一个字。
高三将生活划分为“学习”和“其他”。
对黄思远来说，新学校最难适应的是生活起居。学生们只在每周六中午12点上完课后放假，寄宿生晚上7点30分就开始上晚自习。一般来说，黄思远洗完澡再洗个衣服，最多在学校旁的天桥对面吃顿饭，就得准备回去上晚自习了。哪怕是像劳动节和元旦这样的节日，也不会有额外的假期。
这跟之前的高中很不一样，以前放假至少有两个半天的休息时间，“那很舒服，完全不一样”。即便是到了高三，原来的学校还是保持着原来的放假规定，每月末还有三天的假期，哪怕是离家最远的同学，一个月也至少能回家一次。
刚到新学校时，王怡然的周末过得还算松弛，她有时候会在周六中午坐半个小时公交，去堂姐家吃午饭。有一次，王怡然吃完饭回到学校后，突然意识到“一个下午就要过去了，自己什么作业都没完成，跟我一起来借读的同学已经在教室自习很久了。”
王怡然顿时对时间充满了恐慌，她躲进厕所给父母打电话，一边懊悔一边不停地流眼泪。从那以后，她再没在周末去过堂姐家。
“（但）适应起来也就是一个月的事情，高三的节奏太紧了。你想流眼泪，没时间给你流。”黄思远回忆道。
这种紧绷也是同学间关系的底色。黄思远发现，同学们通常有事说事，内容多与学习有关，没事的时候相互之间不会讲话。
与其说这种距离感是排挤，不如说是漠然——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忙的事，没有闲工夫社交。在学习面前，与同学交往属于“其他”事项。
某些情况下，同学关系甚至会成为学习路上的“牺牲品”，王怡然对此深有体会。舒晨是跟王怡然一起从县中来借读的朋友，刚到新学校时，她们俩总是形影不离。
但这份亲密没有持续太久。到新学校的前两次模考，舒晨都排在王怡然后几名。排名的差距刺激着舒晨，也不断拉扯着她们的关系。
晚自习写作业时，舒晨的呼吸越来越沉重，叹气越来越长；下课后，她跑向办公室问问题的次数越来越多，脚步越来越快；吃饭时，舒晨也常常会先吃完离开……她们之间交流越来越少。有时候，宿舍熄了灯，大家都睡下后，王怡然偶尔会听到断断续续的啜泣声。
舒晨曾向王怡然讲过自己的焦虑，“你这两次考得都比我高，所有人都会拿我们俩来比较”。第三次模考，舒晨排名超过了王怡然，成为这一批借读生中成绩最好的。相比于王怡然宽慰她的话语，更能让舒晨“松一口气”的是表格里的数字。
王怡然和舒晨逐渐变得一周也说不上几句话。在王怡然心中，舒晨甚至成了假想敌，“两个人之间的氛围变得很奇怪”。
有一次，班主任点名批评了班上的个别借读生。虽然没有被指名道姓，但那些话还是重重地落在王怡然心里，“有些同学，来的时候（原来的）学校是敲锣打鼓地把你送来的，不要等高考的时候只能灰溜溜地回去！”
较劲不仅存在于现在的同学、借读生与借读生之间，王怡然和舒晨还会默默在心里跟原来县中的同学比较。作为曾经的一二名，她们控制不住地想，要是现在回去，自己还能做到名列前茅吗？
“自己像寄人篱下的客人。”王怡然这样形容她的借读生活。即使熟悉学校里的每一条小路，记得食堂每个窗口饭菜的味道，“融不进去”的感受却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。
黄思远用“不是一个世界的”来描述他跟借读学校同学的区别。在原来的高中，黄思远130多分的英语成绩在班上是数一数二的，但在这里，“不逼近满分，都不好意思说英语好。”
“县中的同学们还在练高考题，这边有同学雅思已经考到8分了。”黄思远补充道，借读学校的同学是在双语环境里长大的，很多人的父母英语都很好。在高三的英语课上，很多同学都在刷其他科目的习题，即便黄思远每节都认真听，也很难在成绩上超越他们。
来时的憧憬，在现实的冲刷中消失殆尽。因为适应不了超级中学的学习节奏和课程难度，第一学期还没结束，不少借读生都选择重新回到县中。
留下的人里，高考成绩达到目标的也只是少数。王怡然和舒晨的高考成绩放回县中，不再是年级第一，理科的两名借读生成绩甚至远不如借读前。黄思远也因为考试状态不佳，英语严重失误，与梦校失之交臂。
在借读学校，黄思远意识到“优秀”需要的不仅是努力，有时候还需要想象力。高中作文的默认体裁是议论文，老师也并不建议使用其他文体。然而，班里有一位同学在作文题下写了小说，并获得58分的高分，老师还在课堂上朗读了这篇作文，给黄思远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在以分数为评价标准的教育环境里，“做题能力”之外的差距往往不易被察觉，“小镇做题家”们的觉察往往发生在上大学后。从2013年开始，华南师范大学谢爱磊教授用超过十年的时间追踪调查，探讨进入精英大学的农村籍大学生的“自卑”心理。他认为这种“自卑”是一种特殊的主观建构，是对自身社会能力的“低估”，这种“低估”来源于社会结构下的文化边界。
谢爱磊认为，农村籍大学生和精英环境之间，存在一个文化意义上的边界。农村籍学生在访谈中常常提到“我当时不知道”、“迷茫”和“不喜欢”，他们对精英大学的文化环境不够熟悉，也缺乏关于精英环境的知识和能被认可的文化技能。
借读生往往从较偏远的地区去到经济较发达的地区，享受“机会”的同时，也默默承受着来自着隐形的文化边界压力。而如何处理这种差距，是广大“做题家”们一生的课题。
*图片来自受访者
作者｜王敉悦 杨 笑
编辑｜郑钰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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