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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地借读,出路还是岔路? | 社会观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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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-08-04

黄思远如今已经想不起,班主任当时是怎么向同学们介绍自己的,“像是突然被扔进了乌泱泱的人群,来不及反应。”教室里坐了六十来号人,铃声过后,只剩纸张摩擦窸窣作响的声音。

一个小时前,黄思远刚跟父亲一起坐高铁,从400多公里外群山环抱的县城来到省会城市。推开办公室的门,一位正在办公桌前工作的中年女性闻声抬起头。她看上去四五十岁,穿着白色旗袍,很有气质,这是黄思远的新班主任。自我介绍后,父亲指着黄思远对班主任说,“太瘦了”,班主任打量着他说,“瘦点精神”。

上课铃打断了这场对话,没等黄思远回过神,班主任已经抄起桌上的书和卷子,让家长在屋外等候,带着他往教室走去。

就这样,黄思远离开他两年来每天都要走进的县中,开启了高三这一年的借读生活。

借读的契机出现在高三刚开学的时候。


黄思远在县中的班主任告诉他,学校与省会城市的一所名校有合作,年级前两名可以去插班学习一年。班主任口中的名校是省内的一所“超级中学”,面向全省招收成绩优异的学生,也汇聚了一大批教学能力突出的老师,每年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占据全省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,在全国都赫赫有名。


在高三这个节骨眼去全新的环境学习,对大部分人来说都需要再三考虑,但黄思远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

这并不是冲动的产物。


黄思远在一个偏远的县城里长大,中考结束后,他收到了市里一所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。但高一开学不久,黄思远就感觉难以适应,“优秀的学生实在是太多了,学校要求又特别严格”,到城里上学也让他不习惯,“第一次离家这么远”。


上了几天课后,黄思远离开重点高中,回到了县中。


时间和经历常常会改变人的想法。读高中的两年间,黄思远逐渐意识到,“并不是所有事情都会如你所愿,总得要去克服一些什么”,心理上的成熟让他不禁反思之前的选择。


两年来,和大多数学生一样,黄思远的生活被课程、试卷与成绩填满,“考上一个好大学”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,他很确定,他想去一个更好的学校。


借读,给县中学子提供了一个进入省重点中学的机会。王怡然也做了和黄思远一样的选择,“讲课讲得更好的老师,更难更深的题目,浓厚的学习氛围”,是王怡然对一所好学校的想象。


第一天,王怡然和一起借读的同学舒晨去见班主任,“你们在原来班里的成绩是什么情况”,这是班主任的第一个问题。


“最近两次月考,我们俩都是年级前三名。”王怡然回答道。


“前三名?那为什么第二名没来?”班主任问。


“因为这两次考试,一次是我第一她第二,另一次她第一我第三。”


班主任这时候看上去才放松下来,微微点头表示理解,王怡然也松了一口气。


班主任带着她们去参观班级。这天是周末的放假时间,教室仍有十来个同学留下学习,或是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讨论,或是一言不发,埋头做题。


除了学生自律,老师的专业和用心也是这所高中成为超级中学的原因。黄思远所在班级的历史老师按专题整理了“独家资料”,在历年高考真题和大型联考的原题之外,增加专题知识的归纳延伸。


政治老师则为课堂效果费尽心思。疫情期间,老师们只能在线上直播授课。政治老师担心断网、卡顿等因素影响课堂,总是提前一晚把课录好。为了防止视频有杂音,他坚持在周围环境较安静的深夜录制,并且要求自己不在呈现给学生的视频中说错一个字。


“这都是原来的学校不会有的”,王怡然暗下决心,一定要全力以赴,不让父母和老师失望。

高三将生活划分为“学习”和“其他”。

对黄思远来说,新学校最难适应的是生活起居。学生们只在每周六中午12点上完课后放假,寄宿生晚上7点30分就开始上晚自习。一般来说,黄思远洗完澡再洗个衣服,最多在学校旁的天桥对面吃顿饭,就得准备回去上晚自习了。哪怕是像劳动节和元旦这样的节日,也不会有额外的假期。

这跟之前的高中很不一样,以前放假至少有两个半天的休息时间,“那很舒服,完全不一样”。即便是到了高三,原来的学校还是保持着原来的放假规定,每月末还有三天的假期,哪怕是离家最远的同学,一个月也至少能回家一次。

刚到新学校时,王怡然的周末过得还算松弛,她有时候会在周六中午坐半个小时公交,去堂姐家吃午饭。有一次,王怡然吃完饭回到学校后,突然意识到“一个下午就要过去了,自己什么作业都没完成,跟我一起来借读的同学已经在教室自习很久了。”

王怡然顿时对时间充满了恐慌,她躲进厕所给父母打电话,一边懊悔一边不停地流眼泪。从那以后,她再没在周末去过堂姐家。

“(但)适应起来也就是一个月的事情,高三的节奏太紧了。你想流眼泪,没时间给你流。”黄思远回忆道。

这种紧绷也是同学间关系的底色。黄思远发现,同学们通常有事说事,内容多与学习有关,没事的时候相互之间不会讲话。

借读前原学校同学送给黄思远的贺卡

与其说这种距离感是排挤,不如说是漠然——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忙的事,没有闲工夫社交。在学习面前,与同学交往属于“其他”事项。

某些情况下,同学关系甚至会成为学习路上的“牺牲品”,王怡然对此深有体会。舒晨是跟王怡然一起从县中来借读的朋友,刚到新学校时,她们俩总是形影不离。

但这份亲密没有持续太久。到新学校的前两次模考,舒晨都排在王怡然后几名。排名的差距刺激着舒晨,也不断拉扯着她们的关系。

晚自习写作业时,舒晨的呼吸越来越沉重,叹气越来越长;下课后,她跑向办公室问问题的次数越来越多,脚步越来越快;吃饭时,舒晨也常常会先吃完离开……她们之间交流越来越少。有时候,宿舍熄了灯,大家都睡下后,王怡然偶尔会听到断断续续的啜泣声。

舒晨曾向王怡然讲过自己的焦虑,“你这两次考得都比我高,所有人都会拿我们俩来比较”。第三次模考,舒晨排名超过了王怡然,成为这一批借读生中成绩最好的。相比于王怡然宽慰她的话语,更能让舒晨“松一口气”的是表格里的数字。

王怡然和舒晨逐渐变得一周也说不上几句话。在王怡然心中,舒晨甚至成了假想敌,“两个人之间的氛围变得很奇怪”。

有一次,班主任点名批评了班上的个别借读生。虽然没有被指名道姓,但那些话还是重重地落在王怡然心里,“有些同学,来的时候(原来的)学校是敲锣打鼓地把你送来的,不要等高考的时候只能灰溜溜地回去!”

较劲不仅存在于现在的同学、借读生与借读生之间,王怡然和舒晨还会默默在心里跟原来县中的同学比较。作为曾经的一二名,她们控制不住地想,要是现在回去,自己还能做到名列前茅吗?

“自己像寄人篱下的客人。”王怡然这样形容她的借读生活。即使熟悉学校里的每一条小路,记得食堂每个窗口饭菜的味道,“融不进去”的感受却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。

黄思远用“不是一个世界的”来描述他跟借读学校同学的区别。在原来的高中,黄思远130多分的英语成绩在班上是数一数二的,但在这里,“不逼近满分,都不好意思说英语好。”

“县中的同学们还在练高考题,这边有同学雅思已经考到8分了。”黄思远补充道,借读学校的同学是在双语环境里长大的,很多人的父母英语都很好。在高三的英语课上,很多同学都在刷其他科目的习题,即便黄思远每节都认真听,也很难在成绩上超越他们。

来时的憧憬,在现实的冲刷中消失殆尽。因为适应不了超级中学的学习节奏和课程难度,第一学期还没结束,不少借读生都选择重新回到县中。

留下的人里,高考成绩达到目标的也只是少数。王怡然和舒晨的高考成绩放回县中,不再是年级第一,理科的两名借读生成绩甚至远不如借读前。黄思远也因为考试状态不佳,英语严重失误,与梦校失之交臂。

黄思远所在借读学校教室墙上贴的便签

在借读学校,黄思远意识到“优秀”需要的不仅是努力,有时候还需要想象力。高中作文的默认体裁是议论文,老师也并不建议使用其他文体。然而,班里有一位同学在作文题下写了小说,并获得58分的高分,老师还在课堂上朗读了这篇作文,给黄思远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在以分数为评价标准的教育环境里,“做题能力”之外的差距往往不易被察觉,“小镇做题家”们的觉察往往发生在上大学后。从2013年开始,华南师范大学谢爱磊教授用超过十年的时间追踪调查,探讨进入精英大学的农村籍大学生的“自卑”心理。他认为这种“自卑”是一种特殊的主观建构,是对自身社会能力的“低估”,这种“低估”来源于社会结构下的文化边界。

谢爱磊认为,农村籍大学生和精英环境之间,存在一个文化意义上的边界。农村籍学生在访谈中常常提到“我当时不知道”、“迷茫”和“不喜欢”,他们对精英大学的文化环境不够熟悉,也缺乏关于精英环境的知识和能被认可的文化技能。

借读生往往从较偏远的地区去到经济较发达的地区,享受“机会”的同时,也默默承受着来自着隐形的文化边界压力。而如何处理这种差距,是广大“做题家”们一生的课题。

*图片来自受访者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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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|王敉悦 杨   笑

编辑|郑钰纯

值班编辑|张晨露

运营统筹 | 周智珊 陈子桐

运营总监|温泓烨 梁   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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